打工子弟校老師六成假期打零工養傢

　　北京部分打工子弟學校老師面臨生活重負，低收入高負荷沒保障，有的老師白天課堂教書，晚上超市打工

　　12月9日，“新公民園丁獎”即將頒獎，此活動由民間公益機構“新公民計劃”、清華大學(招生辦)人文社會發展學院企業責任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和新京報聯合主辦，面向全國打工子弟學校教師，這是唯一一個全國性的面向打工子弟學校教師的評獎活動。

　　“新公民計劃”和新京報在調查中發現，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存在低薪、沒有福利待遇、超負荷工作、社會認可度低、缺乏專業能力提升機會等問題。

　　在北京，2012年在社管所備案的打工子弟學校有157所，根據師生1：25的比例計算，4000多打工子弟教師仍堅守在老師崗位上。

　　據“新公民計劃”今年9月發佈的調查數據顯示，北京168名受訪打工子弟學校教師中，76.8%沒有社會保險；平均周課時數達24.55節，遠高於公辦校教師每周課時16.03節，而月均工資僅1871.6元，遠低於2011年度北京市城鎮單位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4672元。

　　作為打工子弟心目中“最親近”、“最尊敬”的老師，他們在艱苦的教學環境中為孩子們默默堅守付出，卻一直以來沒有走進公眾的視線。本報希望通過系列專題報道，喚起社會對這群老師的關註，幫助他們有尊嚴地生存。

　　課堂“巧婦”

　　用廢品搭起學生圖書角

　　范艷彬一踏進教室，吵鬧的班級會立刻安靜下來，30多個孩子齊刷刷掏出課本。

　　每天早上7點40分，金海河小學四年級1班的晨讀準時開始。作為班主任，范艷彬一天的教學工作，也從那一刻開始。

　　20多平米的教室裡，高低不一的桌椅擠得滿滿當當，沒有講臺講桌，黑板離第一排座位隻有1米遠，“師生上課，近距離互動，老師臉上幾顆痣，他們都能看得見。”這名40歲的語文老師，用幽默掩飾教室的狹小。

　　和其他打工子弟學校一樣，范艷彬就職的金海河小學也是“隱藏”於海淀的城中村，北五環外的一處城鄉接合部，頂在一條不知名的小路盡頭。

　　招牌早被春天的大風吹落，但小路兩邊的早點鋪、賣菜攤攤主對學校的具體位置“門清”，他們的孩子很多都在那裡上學。

　　二層高的矮樓裡，一層擠著6個年級的教室，二層是村裡外來務工人員的出租房。這裡曾是一傢公司的辦公樓。

　　在這所打工子弟學校，范艷彬已教書4年，每周近30節課。教語文讓他感到些許輕松，“至少不用準備教具。”

　　前幾年當數學老師，為讓孩子們比較圓錐、圓柱的體積，范艷彬連夜利用廢舊月餅盒趕制瞭兩個等高、等直徑的模型。第二天課上，他讓孩子們往裡裝沙子，看哪個裝得多。

　　一年前，范艷彬曾為孩子們作文裡貧瘠的詞匯發愁，“形容天空都是‘藍藍的’，全班的父母幾乎都是‘慈祥的’。”

　　他跑到廢品收購站，翻出一塊三合板，兩根廢舊桌子腿兒，又拔瞭一個拖把棍兒，倚著教室墻角的暖氣片，搭起一個圖書角。

　　最初擺在上面的書，是范艷彬從廢品收購站挑揀出來的，一公斤1塊5毛錢。

　　“無米”似乎總是困不住范艷彬這名巧婦，上課，他總用“最容易吸收”的方法，來克服練習冊的缺乏。

　　11月16日的語文課上，范艷彬講古詩，詩裡的7個生字，他讓學生自己編字謎，“君有羊是群，”孩子們的成果讓黑板前的范艷彬不停微笑。

　　調查數據：北京168位受訪打工子弟學校老師中,80.3%的老師在工作中因缺乏教具而難以展開教學。

　　講臺之外

　　晚上超市當起“打工仔”

　　教學上的“漏”，范艷彬絞盡腦汁用生活中的“巧”去補，但生活裡的“缺”如果光指著教書，往往讓他力不從心。

　　即便不出這個城中村，他每月1600元的工資也難以支撐范艷彬一傢三口在北京的生活，500元房租占去他工資的1/3，為貼補傢用，妻子去北大校門口賣紀念品，18歲的女兒也在超市打工貼補傢用。

　　一個月前，范艷彬發現學校附近一傢大型超市招人，每月1500元工資。於是，每天晚上6點，超市的食品區，范艷彬有瞭另一個身份方便面理貨員。

　　站在高架梯上，范艷彬把一箱箱方便面取下來，哪個品牌的缺貨，范艷彬就掏出幾袋補上，這份工，他得打到晚上10點。

　　11月16日下午5點，范艷彬看著孩子們全部放學回傢，匆匆跑回學校附近的傢裡，劃拉瞭幾口女兒做好的飯。不到6點，范艷彬趕去超市。

　　那天，他下瞭扶梯一轉彎，兩個男孩朝范艷彬招手，“范老師！”面對學生打招呼，范艷彬輕輕點瞭點頭，然後快速往超市走去。

　　“多少有點不好意思。”白天是老師，晚上當打工仔，起初，范艷彬說他心裡有落差，“現在習慣瞭，一樣是靠勞動掙錢，沒啥丟人。”

　　除瞭每周一晚上，不用去超市，其餘時間，他都要全身心地完成這兩份工作，一份用來實現他“靈魂工程師”的職業價值，另一份是一個男人養傢的責任。

　　有人問范艷彬，為啥不換個工作，“離不開孩子”是范艷彬能想到的唯一答案。

　　和范艷彬不同，萬超(化名)不得不為女兒1000多元的學費離開教師行業，他和妻子黃文革來北京前，都在河南老傢當老師。

　　2002年剛來北京，一聽說打工子弟學校工資隻有700元/月，萬超轉身走瞭，“一個大老爺們，我去掙那700塊錢，還不夠交我閨女的學費呢。”如今，萬超在中關村一傢公司當庫房管理，而妻子黃文革成瞭大興明圓打工子弟學校的語文老師。

　　從七八百元的工資幹起，黃文革換過學校，卻始終沒離開過講臺，如今工資能拿兩三千元。

　　在明圓學校，由於帶的是60多人的大班，她的工資算高的。但一傢三口仍然隻能擠在10來平米出租屋裡，房租500元/月。她和丈夫攢下的錢，還要供讀大學的女兒和在明圓學校讀小學五年級的兒子。

　　調查數據：寒暑假期間,受訪的打工子弟學校老師中，僅37.5%的老師能拿到平均516元的補貼，剩餘62.5%的老師無任何假期補貼，需另找短期工作支持基本生活開銷。

　　編外教師

　　“明星”老師屢遭失業

　　雖然辛苦，但也沒把范艷彬從幹瞭24年的教師行業裡逼走，但他心裡總有個遺憾。

　　從河南老傢鎮中心小學的代課教師，到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任課老師，他送走一批又一批學生，卻從來不是教師隊伍裡的正規軍，“我有教師資格證，但始終沒進編制。”這意味著，他無法享受國傢給教師的一切待遇，而“取締”卻成瞭他教書史上最不幸的關鍵詞。

　　2003年，在鎮上當瞭15年老師，剛拿到教師資格證的范艷彬，還沒來得及轉正就下崗瞭。那一年，國傢取締代課教師，范艷彬說，連教他小學的老師都失業瞭，“那可是幹瞭二三十年的老教師啊，一輩子，真不值。”

　　但他還是不能放下講臺，在北京海淀新世紀打工子弟學校，他又當上瞭語文老師，卻依舊沒編制。

　　“工資不到800元，教室是廠房改的，課桌沒油漆，板凳上的木碴都能劃破衣服。”但能站在講臺上教書，他認瞭。

　　4年來，范艷彬成瞭學校裡最有辦法帶差生班的“明星”老師，一度讓成績最差的班級考出第一，2007年，學校卻因無證辦學關停，范艷彬再次失業。

　　如今，在金海河小學，范艷彬依舊是名編外老師。

　　新希望學校的副校長徐敏也從未把自己定位為“北京教師”。

　　11年間，徐敏的工資從800元，到如今的4000元，作為一名打工子弟學校教師，“這是全部的上升空間”。

　　2001年，來北京之前，他是一所鄉村學校的語文教師，月收入400元。

　　“公辦教師或鄉村教師都是個身份，打工子弟教師在夾縫中，沒身份。”徐敏說，北京十年，他並沒有過“我是一名北京教師”的奢望，“想都不敢想”。

　　調查數據：69.3%的受訪打工子弟學校老師認為社會對他們的認可度低，這嚴重地打擊著老師們的自信心與自我的身份認同。

　　高負荷

　　大班額遠超公立校

　　和偏低的收入不成比例的，是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們所承擔的教學重負。

　　在明圓學校任教的7年裡，黃文革既是語文老師，又是數學老師，還兼任五年級1班的班主任。

　　她記得給學生上課，班裡有48個學生，但隨著周邊打工子弟學校不斷被關停，學生越來越多，目前，她的班級學生總共63人。

　　像這樣的大班，明圓學校至少有四五個，“全校40多個人的班基本沒有，至少也是50多人的。”

　　按照國傢規定，小學班容量標準不得超過45人，2009年北京公辦小學平均班容量為31人，打工子弟學校92.7%的小學老師稱，其所教班級都超過瞭31人，“超載”現象、大班額給老師們增加瞭沉重的負擔。

　　人多，意味著老師們批改的作業也多。講臺旁黃文革備課的課桌上，厚厚的一摞作業本，占瞭桌子的大半邊，63個孩子的100多本作業，全看完，需要兩節課時間，“有時還得帶回傢批，備課也都拿回傢寫。”

　　除瞭英語和體育，課程表上，都是黃文革的課，“一天都離不開教室。”

　　與公立小學教師比較，北京公辦小學教師的每周課時數為16.03節，而打工子弟學校小學教師平均每周課時數為24.55節，是前者的1.5倍。

　　有時，黃文革得充當傢長角色，放學後盯著學生寫完作業很多學生傢長沒時間管孩子，所以不少學生回傢不完成作業。

　　每個學期，班裡學生就會換上一批新面孔，這也讓黃文革頗為無奈，“我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一些好學生，下一學期有可能就見不到人瞭。”

　　黃文革說，63個學生，從一竅不通到特別優秀，分七八個層次都不止，“有的轉校生，5年級瞭，連九九乘法表都不會背。”

　　43歲的黃文革照瞭照鏡子，發現頭上的白發絲絲縷縷地又多瞭不少，愛人萬超比她大6歲，離開講臺的他，一根白發也沒有。

　　調查數據：打工子女的高流動性、課業水平差異大、班級人數多和課時任務重，成為學校教師們繁重的工作負擔，78.2%的老師為此感到困擾。

　　流動快

　　某校這學期走7位老師

　　“等我們幹不動時，誰來養我們？”黃文革一想到這個問題，眼神不由落到兒子身上，“也許隻能靠自傢的孩子瞭。”

　　大興明圓學校校長馮國珍曾是舊宮中心小學的退休教師，擁有國傢給教師提供的各種保障。

　　但作為校長，她也無力解決教師的養老保險等福利待遇問題，“打工子弟學校拿不出這麼多錢來給老師買保險，他們隻能靠拿一點工資養傢。做的同樣是教師工作，但得到的福利待遇卻差距很大。”

　　很多人早早離開瞭這個“行業”。

　　以行知學校為例，僅今年下半學期至今，行知學校兩個校區就走瞭7位教師，“比往年要快。”

　　校長劉學軍介紹，她在行知的13年，每年平均都有5位以上老師離職，有的去瞭公辦校，有的考取公務員(微博)，還有的出國留學(微博)。“對公辦老師來說，老師是一輩子的職業；但打工子弟學校，常常是一塊跳板。”劉學軍平靜地說，語氣中沒有責備。

　　“十年前是800元，現在1000多塊，怎麼能留住老師呢？”徐敏說，近些年，為保證教學質量，“新希望”招收教師的標準為：“大專以上，有教師資格證。”

　　“但低工資和高水平本身就是矛盾的，”徐敏介紹，為保證教師待遇，學校隻能適當提高學費標準，“但又不能提得太多，要考慮生源。”

　　調查數據：受訪的168名打工子弟學校教師中，76.8%的老師沒有任何社會保險。

　　聲音

　　要改變現狀 政策需先行

　　目前，全國有283萬流動兒童沒在公辦學校就讀，打工子弟學校承擔瞭孩子的義務教育，但並沒有或很少獲得政府的支持，而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政策上的扶持。政策支持不到位，限制瞭打工子弟學校的發展，學校的發展自然就限制瞭老師的發展。如果政策足夠開放，並給予扶持，經過一定時間，打工子弟學校教師的教學質量、教學環境、福利待遇肯定會有一個向上走的水平。

　　在全國打工子弟學校中，廣州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最多，擁有300多所合法化的打工子弟學校，而上海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質量最好，這其中的原因就是政策的支持。

　　廣州和深圳地區，政府對打工子弟學校的開放程度更高，給予打工子弟學校合法身份，使得學校願意增加投入發展學校，敢做一些更有力度的工作。而北京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隨時都可能被關停，學校就不敢投入，隻能維持低水平辦學，老師的福利待遇、教學環境等自然很難提高。

　　而上海則采取瞭政府扶持打工子弟學校的模式，給打工子弟學校提供補貼，打工子弟學校每招收一名隨遷子女，教委給學校補貼4500元，同時給學校提出瞭辦學要求，這使得學校自我發展提升很快。今年的金粉筆獎推選，上海地區的打工子弟教師挑選更為嚴格，是以教學比拼的方式，經過專傢一輪輪篩選出來的最強者。這樣的推選方式卻不太適合其他地區。

　　所以，要改變打工子弟學校教師的各方面條件，就需要政府先給一個政策環境。政府本身就有義務教育經費，如果落實到位，這些學校會有明顯提升。

　　新公民計劃總幹事藺兆星

　　調查數據來自新公民計劃《2012年打工子弟學校教師工作情況調查》（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