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博士生蕭楊突然放棄留校繼續做科研的機會，與北京一所重點中學簽約做數學老師。其導師寫下3000多字的長信，表達惋惜與困惑。數日後，蕭楊在一個社交網站上貼出一封長信回復老師，“我已經厭惡科研瞭。”（11月23日《新京報》）

　　也許常人確實難以理解：一位曾在系統控制領域的國際頂級專業期刊（IEEE TAC）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發表數篇長論文（中國系統控制領域的博導都沒有幾人在這本期刊上發表過文章）的學生，竟然以博士身份從科研領域主動轉行去做中學老師。

　　其實，選擇什麼樣的職業，不過是蘿卜青菜、各有所愛。真正令博士轉行帶有公共議題意味的，是當事人在一個社交網站上貼出長信回復老師，其中說到“我已經厭惡科研”。這讓那些從小立志當科學傢的夢幻，那些科研與大國崛起之間的宏大關聯……頃刻間因為“厭惡科研”而破碎。

　　如果拋開選擇背後的科研語境，遵循內心而不市儈於形，也許恰恰是新青年的本色。誰說這不是難得的進步呢？一者，一個對科研已經喪失趣味的年輕人，既沒有利用科研去搞“技術移民”，也沒有淪為“學術油子”，而是“凈身出戶”、離開並不熱愛的領域，即便將來未必對中學教育大有貢獻，起碼也沒有投機鉆營而一切單純的選擇，總令人心生溫暖；二者，世易時移，老教授的年代，或者更強調“大紅大綠”的貢獻，而年輕博士的今天，已經開始張揚個體的自由與主張，他們不再是“大紅大綠”中的一抹，而是有名有姓的、各個不同的鮮活，遵循公序良俗，追求個體的尊嚴與幸福，即便與集體的聲音未必那麼合拍，也是一種真正的和而不同的 “和諧”。

　　老教授看重天賦、年輕人看重興趣，科研或者人生，各有各的道理。尊重清華博士“厭惡科研”的權利，也許我們會失去一個天才，卻見證瞭一份遵從本心的幸福人生。還有什麼比這更要緊的呢？（鄧海建）

　　（廣州日報 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