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帖者是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教授程代展，文中講述瞭他的一名極有科研潛質並已經取得耀人成績的博士生，放棄瞭科研道路，選擇到一所中學任教。

　　猶如投入湖心的石子，這篇博文掀起瞭討論青年人才為何逃離科研的陣陣漣漪。這樣的問題的確值得思考：我們的科研環境為何無法留住一些有天分的青年人才？“逃離”現象的背後，是青年科研人才怎樣的生存現實？

　　導師的哀傷

　　與科學網上討論的熱烈狀態不同，程代展赴成都出席某會議後，便整天待在北京的辦公室，不時地陷入困惑和憂傷，難以釋懷。

　　在11月13日發表於科學網的博文《昨夜無眠》中，他這樣表述：學生郝雷（化名）跟隨他讀博5年，在即將赴美做訪問學者的當口告訴他，自己打算放棄科研，去一所中學任教。

　　“做研究太累，沒興趣瞭，不想做瞭”，是郝雷留給導師的理由。

　　郝雷的決定讓他所在的整個實驗室都感到意外，更挑戰瞭程代展的慣有思維，他甚至用“哀莫大於心死”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作為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自動化控制理論研究方向的博導、教授，程代展研究的方向比較偏重數學理論，他帶出來的博士或者博士後，基本都進瞭高校和科研院所。

　　尤其讓他感到沮喪的是，這個決定“出走”的學生是他心目中的科研新星，“極好的科研苗子”。“他數學基本功紮實，和他討論數學問題是一種享受”，“他在科研上的敏感性也很難得”。在與記者談論這名學生時，他的語氣充滿惋惜：“要知道，進行該領域的前沿研究，需要極高的天分和深厚的數學基礎，能夠勝任的苗子本身就不多，而這個學生一點就透。”

　　況且，在程代展看來，郝雷已經擁有瞭讓很多同齡研究者艷羨的成績單：已經發表十幾篇期刊論文、十幾篇會議論文，有一本與程代展等人合作的著作，以及若幹在審或待發表的文章。他還得到瞭英國和瑞典兩所學校的博士後邀請，同時導師也已給他聯系瞭一所美國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工作。

　　“這麼適合搞科研的學生竟然決定放棄，我有些承受不瞭。”程代展說。

　　因此，11月12日郝雷告訴導師他放棄科研的決定後，程代展苦口婆心地與其談瞭兩個多小時，“好話壞話都說盡瞭”之後，程代展又找來所裡的老院士和其他年輕學者做郝雷的工作。

　　然而，眾人的勸說並沒有動搖郝雷的決心，第二天，他還是與那所中學簽瞭約。

　　就在郝雷簽約的當天，“飯後一個人發呆，欲哭無淚”的程代展在《昨夜無眠》的博文裡寫道：“誰能告訴我，是我錯瞭，還是他錯瞭？”

　　業內的悲嘆

　　讓程代展沒有想到的是，他在沮喪與痛苦之際寫下的這篇充滿個人感情色彩的博文，竟被科學網、清華水木BBS等網站置頂，並引來大量回帖，學界中人紛紛吐槽，展開熱議。

　　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張海霞在其博客中發表瞭一篇名為《和程代展老師：過分務實和名利化的環境讓我們無法回答錢學森之問》的文章。

　　她寫到自己經歷過兩個學生的“叛逃”。一個考上研究生後便開始創業，盡管最終沒有畢業，卻成功創辦瞭一所培訓學校，成為一名著名的奧數輔導老師。另外一人，在張海霞幫其聯系好赴美讀博後，卻選擇就讀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

　　湖南大學(招生辦)物理與微電子科學學院教授文雙春也表示，他所帶團隊的一位博士生，入學後曾對科研激情澎湃，廢寢忘食，“我本有意在科研上好好培養他”，但自從其達到博士畢業要求後，就很少來實驗室瞭。原來這位博士生未來的工作早已塵埃落定，要做公務員(微博)。

　　截至11月20日，註冊用戶主要是科研工作者的科學網就此事件展開的調查顯示，對於“你身邊是否有青年人逃離科研”的問題，選擇“較多”的為3117票，選擇“較少”的有207票，選擇“沒有”的為47票。

　　張海霞感慨道：“過分務實和名利化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環境讓我們陷入瞭惡性循環：具有潛質的好苗子不斷主動或者被動地逃離，用他們的聰明才智去做一些‘更加務實和名利化’的事情。”

　　事實上，無論對於程代展的困惑，還是其他教授的吐槽，網絡上有另一種聲音讀完博士就一定要搞科研？年輕人的選擇不應該被尊重？對這種選擇本就不應該有對錯判斷。

　　但是，有一點得到瞭討論者的共識如果一些青年人才用腳投票，放棄科研，就需要反思我們的科研環境瞭。在文雙春看來，其實全世界都存在“科研苗子”放棄科研的現象，但若我國產生這種現象是體制和環境在作怪，則需要警惕。

　　學者熊丙奇表示，這名科研苗子的放棄行為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的討論，是因為他觸痛瞭大傢敏感的“神經”。

　　為什麼與其他一些行業爭搶青年人才，科研界遭遇挫敗感？這些在導師們看來可遇而不可求的科研苗子，為什麼放棄科研事業？我們的科研環境為什麼無法吸引優秀青年人？

　　程代展說，比起討論個人的是非，這些問題更有意義，網絡上對此的大量回帖和留言，說明大傢對這個問題的普遍關心，說明“錢學森之問”的迫切。這是一個關系國傢和民族發展的問題，是值得整個民族感興趣的問題。“我們應該找出問題的原因，反思我們青年科研人才的生存現狀”。

　　“屌絲”的苦惱

　　在回應網絡熱議而發出的帖子《我為什麼逃離科研》中，郝雷表示，選擇中學的原因之一是“以後生活中比較麻煩的事情，比如住房、子女入學等都可以解決瞭(房子不給產權，隻是在職就可以住)”。

　　這種出於生活的考慮，程代展表示理解：“畢業生即使進入‘211’、‘985’高校工作，初期工資也就3000元左右，且沒房住。但取得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多半都小三十瞭，面臨著結婚生子的壓力，靠空洞的理想能拴得住他們嗎？”

　　踏入高校教書的那一年，陳濤（化名）就已入而立之年。2010年，憑借在北京大學數學學院取得的博士學位，他終於在激烈的競爭中成功殺入瞭北京的一所“211”高校。

　　雖然擠進瞭京城的高校，在很多人眼裡，工作穩定，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是純正的“高知”，但陳濤卻說，從前，因為就讀名校、成績優異而產生的優越感，讓自己的學生時代儼然是他人眼中的“高富帥”，而如今，自己卻有著強烈的“屌絲”心態。

　　第一年每個月能拿到3000元，第二年每月4000元。雖然學校提供周轉房，他可以居住一個兩居中的一間，近10平方米，但是因為周轉房不允許帶外人入住，已經與女朋友“裸婚”的他不得不出去租房。“何況，周轉房也不能常住，第一年每個月交500元，第二年每月交1000元，第三年就要按市場價交瞭。”

　　“除去租房和日常開銷，也存不下什麼錢。”雖然還有那麼一絲高校教師職業的體面感，但是每當同學聚會，比較起那些轉行到金融業、企業工作的同學，還是會有一份失落。

　　“我的情況在同樣選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同學裡還算是好的。”陳濤說，因為所在高校有行業背景，待遇相比其他高校要好。他有一位同學曾經到南京一所大學任教，每個月到手的工資不足2000元，“後來聽說他幹瞭兩個多月就辭職瞭”。

　　對外經貿大學青年學者廉思領銜的研究團隊曾對40歲以下的5138名青年教師進行瞭全國范圍的抽樣問卷調查，於2012年推出瞭《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

　　報告顯示，從青年教師的收支狀況來看，68.9%的受訪者收支平衡處於赤字狀態，11.8%的青年教師在工作的前幾年，經濟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青年學者對未來的收入期待也不高。中南大學副教授陳儒軍回憶說，他曾經有一位非常有學術潛力的碩士生，“我建議他讀博士，給他推薦一位好導師”，但他還是選擇自己開一傢公司，學生給他的理由是“我看你的工資單就覺得沒有讀博士的必要瞭”。

　　陳濤的“屌絲”心態不僅源於經濟壓力，還因為晉升的困難。“為瞭能評上副教授，我們的競爭可謂慘烈，雖然都是名校畢業生，但是名額太少瞭，不知哪年能熬上。”

　　陳濤說：“即使競爭過於激烈，但如果能夠給我們年輕人多一些科研方面的支持，我們會看到更多的希望”。

　　但是，在有些科研機構和高校，在科研資源的分配上，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

　　程代展在反思這種逃離現象時表示，雖然近年來國傢對教育與科研的經費投入不斷增加，但目前有的高校與科技機構經費分配不合理，少數人占有大量資源，各種基金重疊分配，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貧富差距並不比社會上小。

　　《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也顯示，80.6%的“工蜂”沒有主持過國傢級課題項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項目經費不足5萬元，61.6%的人沒有拿到過學校的研究資助。

　　“青年人才不僅是當下的科研主力，且從規律上講，25至40歲恰是自然科學研究的黃金期，很多著名科學傢的主要科研成就都是在這一年齡段產生的。”程代展說。

　　可陳濤感到，作為年輕科研者，“除瞭研究、解決問題獲得的滿足感，其他什麼也沒有”。

　　理想的潰退

　　“讀博時，我連在學術上的滿足感都得不到。”博士畢業後進入企業工作的王芒（化名）說。

　　1966年，33歲的華人科學傢高錕以一篇劃時代的論文為光纖的發展奠定瞭基礎。那時，甚少有人能明白他的研究對於幾十年後信息技術的發展將起到何種作用。直到43年之後，已患老年癡呆癥的高錕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研究才被多數人知曉，他4年前在香港出版的自傳在幾日內被搶購一空，而此前，這本書賣出不到1000冊。

　　英國數學傢安德魯·懷爾斯，曾這樣形容費馬大定理證明的糾錯過程“這最後的14個月是我數學生涯中充滿瞭痛苦、羞辱和沮喪的一段時光……”

　　顯然，除瞭天賦和興趣，伴隨科研的還有痛苦和寂寞。

　　程代展對記者說，“並不是說，你喜歡做科研，科研路上就是一路笑語歡歌，掌聲鮮花”，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理論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是需要有理想的，需要一步一步積累。在他看來，科研是最應該保有純凈與非功利環境的領域之一。

　　可是，無論是眾多的回帖者還是受訪者，都表達出瞭一種對科研環境的失望。

　　“如果說收入不體面可以忍受，發展空間有限可以等待，競爭環境不公則是青年科研者最不能接受的。”文雙春說。

　　“發論文、拿基金”，王芒說，在某些高校輕教學、重科研的環境中，這兩項幾乎成瞭一些高校教師的頭等目標，因為絕大多數高校把職稱與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申請課題數等“量化指標”直接掛鉤，而職稱則意味著高校教師的待遇、地位和能夠獲得的學術資源。

　　“完成這些量化的任務後，才能真正有資格做點自己喜歡的研究。”陳濤說。

　　值得一提的是，《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顯示，沒有高校青年教師認為影響論文發表的因素僅僅是質量，有不少受訪者認為，人際關系與職稱會對論文發表產生重要影響。

　　有些基金、項目、獎項評選的公正性也深受詬病。程代展曾在之前的博客中這樣表示，到評審時，有的被評審人及其所在學校、研究所的業務處或其他相關人員，千方百計打聽評審人，然後提著禮物到各評審人處拉關系、打通關節。

　　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也很微妙。

　　“有的學術帶頭人常常隻是‘學術捎客’, 弄瞭錢讓下面的年輕人幹活，自己掛名”，程代展描述的這種現象，正是王芒離開科研領域的重要原因。王芒說：“博士階段基本都給老板幹活兒瞭，項目緊的時候從早上8點幹到晚上10點多，幹出來的不是自己的成果，報酬也就是找點發票報點零用錢，學術理想都被磨滅瞭。”

　　陳濤則透露，往往論文評選或者項目申請中，評委們拿到申請資料後，首先要看的就是導師是誰，這是圈內“公開的秘密”。

　　對此現象，熊丙奇認為，是科研管理行政化、功利化的結果。由行政主導的科研資源配置體系，首先往往看重學者的頭銜、身份，而不是其真實學術水平和學術貢獻，所以，進入學術體系，每個人都想著怎樣早日搞到學術頭銜，而要獲得學術頭銜，就得按現在的學術體系，跟在導師身後進行學術公關，往往處理學術問題，不是按照學術原則，而是按照利益原則。

　　“這樣的學術環境，很令年輕教師和學生對學術失望，因為他們看到的都是學術利益，而非對學術的執著追求，進而也就會放棄自己的學術理想，選擇做其他事。”熊丙奇說，“如果不建立以學術管理為主體的現代科研制度，大學和科研機構就難以吸引有理想的優秀人才，即使人才進入，也會快速被體制化。”

　　時代的裹挾

　　“有能力參與國際學術競爭的年輕人，難道不應該奮不顧身地投入拼搏嗎？這是一個更加艱苦的戰場，中華民族需要你們。”“我們教育的最大缺失，是沒有培養起年輕人對理想的追求和為科學獻身的精神！”

　　66歲的程代展在博文中表達的此種心情，被與他同樣是“40後”的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微博 招生辦)地球物理與空間信息學院教授劉慶生形容為“體現瞭我們那代人的一些特質”。

　　在更多人看來，這種“為科學獻身精神”的缺失，不僅是教育的問題，也不僅是科研環境的問題，而是教育和科研界很難對抗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

　　武漢大學(微博 招生辦)原校長劉道玉曾表示：“20世紀80年代，青年教師的待遇普遍不高，我的月薪是65元，但那時風氣比較好，沒有把人引到一切向錢看的思路上。”

　　“平心而論，高校裡的年輕人，待遇還是可以的。所謂一步到位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合理的。年輕教師之所以覺得委屈，是因為他們的心理期待，以及周圍的環境壓力。過去，沒有迅速致富的條件，不會有那麼強烈的失落感，當時整個社會環境也不允許你炫富。”北大教授陳平原說。

　　王芒對記者說：“如果你身邊的親朋會把你和隻有專科學歷卻當上瞭大老板的同齡人相比較，你難道能一點也不為所動？”

　　從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博士畢業後便離開科研崗位的吳寶俊自稱“科研逃兵”，他回顧自己讀物理的10年時說，時常有人在聽說他的專業名稱後拋出這樣的疑問：理論物理有用嗎？選這個專業好找工作嗎？你讀理論物理，你的爹媽誰來養？

　　對這三個問題，吳寶俊的答案是：沒用、不好找、沒法養。於是對方馬上拋來一道附加題：那你為什麼還選這個專業？

　　因為被問得失去瞭耐心，當別人問到他的專業時，吳寶俊便常常戲稱自己學的是“財務料理，簡稱‘務理’”，“對方一聽有個‘財’字，仿佛明白瞭什麼，便不再追問，我也落個清靜”。

　　《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這樣分析：“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變瞭，權力和金錢取代知識與道德成為評價的核心指標，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壓抑的重要背景。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邊緣化。”

　　報告顯示，對於“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36%的高校青年教師認為自己處於“中下層”，13.7%的青年教師認為自己處於“底層”。

　　當被問及“你是否願意從事目前的高校教師工作”時，68.8%的教師回答“否”。在考慮過轉行的高校青年教師中，22.8%的人理想是公務員，想從事企業管理或金融行業的人分別有兩成左右。

　　“其實，真正的科研苗子從小就逃離科研瞭”，在文雙春看來，科學研究是世界上最復雜、最具創造性的勞動，本身需要最優秀的人來承擔，但在本科階段，成績最好的年輕人選擇瞭最實用、最好就業的熱門專業，分數差一些的學生被“抓壯丁”讀瞭基礎學科。“中國的研究生規模十分龐大，但考研(微博)的隊伍裡不少是二本甚至三本高校的學生，而且基本上是被飯碗逼上考研路的。盡管有龐大的碩士生後備隊，但有些基礎學科，招個有潛質的博士並不容易。”

　　正在進行博士後研究的王明（化名）對記者說：“一些讀博士的人並非是因為對科研多麼感興趣，而是為瞭日後有個更高的找工作的起點，有的人選擇做博士後研究，往往也是為瞭暫時解決就業問題，很少是為瞭科研理想。”

　　忙於發表論文和申請課題時，陳濤偶爾會冒出這樣的想法：“如果當初畢業時，我選擇的是到金融行業或者到大公司裡工作，我的生活是否會更有希望？”

　　對話

　　隱性的逃離更值得警惕

　　就“逃離科研”現象對話文雙春

　　記者近日就“逃離科研”現象采訪瞭湖南大學物理與微電子科學學院教授文雙春。

　　記者：您怎樣看待優秀人才逃離科研的現象？

　　文雙春：我指導的研究生中，有比較優秀的學生放棄科研的現象。但我瞭解到的更普遍的現象是，有些博士生之所以繼續在科研道路上前行，並不是完全出於對科研的興趣和追求，而是因為他們除此以外別無選擇，他們隻能隱性逃離，這比顯性逃離更可怕。

　　記者：究竟是什麼造成瞭科研人才的流失？

　　文雙春：在急功近利的社會，相對於短平快的行當，科學研究很難有吸引力。科學研究有其復雜性、艱巨性、持久性。裡爾克說：“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這話用在科研領域最為貼切，要挺住談何容易！

　　在社會大環境的侵蝕下，科研不再是一塊凈土，它已日趨與其他行當同質化，包括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等。如果做科研也是為瞭當官、掙錢、謀利，那麼獲取權錢利的方式勢必與其他行當如出一轍，這樣的話，有識青年何不趁早選擇其他短平快的行當呢？

　　現實中，一些科研人員的生存狀態嚇跑瞭很多優秀年輕人。做科研的前途在哪？能否解決現實問題？雖有前途，但前途是否離現實太遙遠以致遠水解不瞭近渴？這些問題不用回答，年輕人從他們的一些前輩身上就能找到答案。

　　記者：就您瞭解，國外是否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他們如何吸引青年人才進入科研領域？

　　文雙春：國外科研領域存在的最大問題不是優秀人才逃離科研，而是很難吸引本土年輕人攻讀博士學位。特別是西方社會，由於福利制度非常完善，年輕人願意吃苦攻讀博士學位的人反而不多，所以他們常以豐厚的獎學金吸引中國的“科研苗子”。不過，從我接觸到的外國年輕人看，他們的確是因為熱愛科研才選擇讀博士。

　　對於青年科研者的待遇問題，國外的標準值得借鑒。在新加坡，攻讀博士學位的月薪為2500新幣，基本相當於當地平均工資，博士後研究員可以拿到4500新幣以上的月薪，這份工資可確保不用為一傢人的生活和下一代的教育發愁。在歐洲，博士後研究員可以拿到超過當地平均月薪兩倍的工資。

　　國外還有許多具體措施值得借鑒：鼓勵和支持年輕人參與各種國際學術活動，培養他們的學術榮譽感，包括加入學術組織，參加甚至主持學術會議和交流，頒發僅屬於年輕人的榮譽和獎項、學術資助，等等；鼓勵並幫助年輕人申請博士後、高級博士後、初級教授等階段的各種科研經費，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實施保護和支持政策；評價體系更寬松、更公平，在歐洲，隻要年輕學者處於進步和成長期，哪怕多年不發論文也沒關系。

　　記者：若想讓那些“逃離科研”的人留下來，我們需要做出哪些改變？

　　文雙春：在我國，從國傢到單位，各層面為此做瞭大量工作，特別是出臺瞭很多人才計劃和工程，這顯示瞭對人才的重視，也留住瞭一些優秀人才，但如果人才隻靠功利才能留住，那麼這種功利是無止境的，最終不可能從根本上留住人才。

　　真正的人才不為三鬥米而折腰，他們可能更在乎學術風氣、學術自由、學術發展。靠功利才能留住的人才，不是真人才；靠功利才能留住人才的體制，不是好體制。從這個角度看，我國需要得以改善的關鍵是科研體制和機制，特別是學術評價機制。就吸引年輕科研人才來說，當務之急是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並給他們更多的自由和空間、公平與公正。（文雙春系湖南大學教授）（記者 俞水）

　　（中國教育報 俞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