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難理解教育部門的治師壓力，可是急功近利的心態很難抓出長效的成績，最終要麼走入“運動式治理”的怪圈，要麼淪為擺設被底下人的形式主義架空。

　　浙江省教育廳日前下發通知，建立“教師師德師風專項檢查制度”，並將其作為教師資格認定、業績考核、職稱評審等的首要內容，對不合格教師實行“一票否決”。

　　聽聞“一票否決”，不禁讓人感嘆浙江教育部門“從嚴治師”的決心與力度。時下，公眾對一些為人師者的道德風范詬病已久，作為受虐童案觸動而產生的制度性成果，師德師風專項檢查制度不僅體現瞭當地主管部門的雷厲風行，也為我們探討師德師風建設提供瞭關切的線索。

　　從必要性上看，師者，首先應當具備“愛”和“責任”，不在道德品質上率先垂范，會從根本上影響學生的道德養成。很難想象，一個不愛學生的人如何成為合格的老師，沒有責任感的人又有何資格去授業解惑。曝光的虐童事件，隻是教育失序背景下師德師風建設式微的一個註腳，將道德規范作為老師的職業資格之本，並納入常態化、制度化的檢查監督，無疑具有現實意義。

　　但用“立法”的眼光看，這樣的制度面臨著界定不明和執行模糊的困境。任何一項制度，如果不能清晰明確地傳遞行為規范和準則，就很容易失去約束力。比如，考核項目中有“教師是否認真備課上課、認真批改作業、認真輔導學生”，這裡“認真”的具體標準是什麼？何種情況算“不認真”？還比如，“是否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或歧視學生”，這裡“體罰”的邊界如何把握？與美國《優秀教師行為守則》第一條規定“記住學生姓名”相比，我們的制度設計更易給執行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用“執法”的眼光看，該制度據稱先由學校自查，采取問卷調查、座談會、教師互評等多種方式，並“聽取傢長、學生、社會和本校教師的意見和建議”，形成書面報告上報至縣(市、區)教育局。在“立法”本已模糊的情況下，如此“執法”更讓人擔憂。且不說生活中有多少“自查”是“認認真真走過場”，單就“教師互評”和“聽取傢長、學生意見”兩項，就很容易導致分寸盡失。在“削尖腦袋”擠進名校的現實背景下，這種“運動式”檢查如何做到客觀、中立與公正，顯然還缺乏足夠的程序保障。

　　受輿論影響，我們不難理解教育部門的治師壓力，可是急功近利的心態很難抓出長效的成績，最終要麼走入“運動式治理”的怪圈，要麼淪為擺設被底下人的形式主義架空。其實，2008年修訂的《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已經設定瞭愛國守法、愛崗敬業、關愛學生、教書育人、為人師表、終身學習六項規范。我國《教育法》更明確規定瞭教師“遵守憲法、法律和職業道德”“關心、愛護全體學生，尊重學生人格”“制止有害於學生的行為或者其他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行為”等義務。與情急之下的制度建立相比，如何將現有規范紮紮實實地予以末端落實，更是政府部門治理的當務之急。（京華時報 評論員 傅達林）

（京華時報）